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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酒的制作方法多種多樣，有蒸餾法、熱提取法、稀釋法、冷浸法等，家中自制藥酒因受條件限制，適合采取冷浸法。市售的藥酒價格一般都較為昂貴。如果自己在家中泡制，不僅成本低廉，而且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靈活變通配方，所以更加適用。 冷浸法就是直接用白酒浸漬藥材。 先取一只能夠密閉、潔凈的大口玻璃瓶或瓷缸、瓷壇，將藥材切片洗凈、瀝干，或打成粗粉裝入容器中，加入白酒，加酒量約為藥材重量的10倍上下。如果是用食物性藥材泡酒，加酒量只需5倍重量即可。白酒加入藥材后搖勻，密封瓶口或壇口，保存于陰涼避光處。浸泡期間應經常搖動容器或攪動藥材，讓白酒充分浸潤藥材，浸泡時間最少要14天以上，有些藥材可浸泡數月或1年。如果處方藥味較多，一次浸取不完全，可以分兩次或多次浸取，但每次加酒量應計算好，不能太多，白酒的總用量應該不變。如果采取多次浸泡的辦法，用酒應少量多次，直至浸泡后的藥酒顏色變得淺淡，這說明藥物成分的萃取比較完全。 浸泡藥酒，最好選用55-60度的優質白酒，不能用乙醇(酒精)浸泡，禁用非藥用乙醇，因其中有對健康有害的物質。劣質白酒也不能用，甲醇殘存量高，釀造原料成分復雜，很難確保藥酒的質量。 家中自行浸泡的藥酒品種很多，常見的如人參酒、參茸酒、參芪酒、鹿茸酒、洋參酒、紅花酒、杜仲酒、枸杞酒、山楂酒、桑椹酒、桔波酒、木瓜酒、烏梢蛇酒等，都可以按一定的比例稱量泡制，服用劑量應遵醫囑要求。 家中自制藥酒方法簡便易行，可以根據需要量配制，但并不是所有的中藥都能泡酒，例如含有水溶性有效成分的中藥就不宜用酒來浸取。還有一點，就是作用劇烈或毒性的中藥，如川烏、草烏、附子、毒蟲等，不能隨便配制藥酒。這些藥物都有嚴格、規范的泡制要求，必須由專業中藥師操作。 藥酒的選用，除了要了解前面所講的“藥酒的適用范圍和禁忌”外，還要熟悉藥酒的作用，并選用適宜藥酒。 

1、文學的自覺 　　魏晉南北朝時期被認為是文學的自覺時期。文學的自覺當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可說是貫穿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經過近四百年才實現的，但溯起淵源，魏晉則是文學自覺的開始。 　　“文學的自覺”這一提法廣為學術界所熟知，是從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開始的，在這篇文章中，魯迅曾說：“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其實，這一說法最早是日本漢學家鈴虎雄提出的。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書房出版了鈴木先生的《中國詩論史》（舊譯《支那詩論史》），在書中，他說：“通觀自孔子以來至漢末，基本上沒有離開道德論的文學觀，并且在這一段時間內進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為手段來看文學的存在價值的傾向。如果照此自然發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夠產生從文學自身看其存在價值的思想。因此，我認為，魏時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魯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廣州所作的一次學術演講，因此，魯迅的“文學自覺”說，大約是借鑒了鈴木虎雄的觀點，但由于當時鈴木的書在當時學術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魯迅的文章發表后“文學的自覺”這一提法，才在中國的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那么，“文學的自覺”應該如何理解呢？它包含哪幾層意思？所謂文學的自覺，應該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指文學創作的自覺；二是文學觀念的自覺。所謂文學創作的自覺，是指文學創作主體可以相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學的抒情性特點，并注意到文學的形式美。所謂文學觀念的自覺是指對文學本身的特征和文學創作的規律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并在理論上加以總結來指導創作。從這一點看，魏晉時代確實是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當然，文學的自覺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始魏，發展于西晉，而成熟于齊梁。就文學自覺的表現特征，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文學從學術中的獨立及文學自身價值的發現與重視。秦漢時期的文學是指學術，特別是儒學。但是到了曹魏時期，文學獨特價值則受到了重視，并且逐漸從學術中分立出來。曹丕《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曹丕此處的“文章”，當然不全是指文學，但卻是將詩賦包括在內的，這種將文學的價值提高到與經邦治國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這說明到了這一時期文學的價值已被人們所認識。而在此之后，文學也逐漸擺脫了作為經學、史學的附庸而獨立，劉宋時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館，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并立；范曄作《后漢書》，單列“文苑傳”，與“儒林傳”并列，劉勰《文心雕龍·總術》又有“文筆”之辨。謂“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謂：“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至如文章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這些都反映了這一時期對文學獨特特征認識的深化。二是文學的體裁分類的細致化。文學體裁分類的細致，是對文學自身特征認識深化的結果，它反映了人們對各體裁文學體制及風格特征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在魏晉之前，盡管也有文體辨析的意識，但真正明晰而自覺的文體辨析，則始于曹丕。他在《典論·論文》中，將文學的體裁分為四類八種，提出“奏議宜雅，尚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到了西晉陸機的《文賦》將文體分為十類，特別是將詩、賦分為兩類，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論及12種文體，《文心雕龍》論文體分為33大類，蕭統《文選》分為37類，文體辨析的細密，是文學自覺的又一表現特征。三是創作上的個性化與對作家個性特認識。在魏晉之前，作家的創作個性特征不是十分鮮明，尤其是兩漢時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獨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風格上往往是群體風格遮弊了作家的個性特征，到了魏晉以后，作家的作品則具有了濃烈的個性色彩與鮮活的魅力，創作上的個性化愈來愈明顯。與此同時，理論上對作家的個性化也有了認識。曹丕《典論·論文》曾指出：“文以氣為主”，這里的“氣”，指的是作家的個性氣質，它是作家主體精神上的獨特稟賦，決定著作家的精神品格與心理素質，正由于它是一種獨特的稟賦，所以曹丕說是“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由此，他對建安作家的個性及創作風貌作了辨析，說徐干“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這種對作家個性及創作風貌的辨析，也是前代所沒有的。四是文學審美特性的追求。文學之為文學，離不開文學的審美特性。這種審美特性，一是其情感特征，二是形式上的美感特征。魏晉之后，在文學的抒情與美感形式的追求上，都有了長足的發展。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曾說：“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這里“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正說明這一時期的文學開始表現出以情感為創作的中 　　心，以及用華麗的詞藻表現作品內容的特征。此外，象曹丕所說的“詩賦欲麗”，陸機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以及南朝四聲在詩歌創作上的運用、用事與對偶的講究，等等，都表明這一時期文學創作對形式美的自覺追求。 　　以上都是文學自覺的具體表現。 　　2、建安文學的新面貌 　　建安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轉變時期。從這一時期開始，文學創作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展現了新的面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五言詩創作的騰涌。五言詩是漢代興起的一種詩歌樣式，但是在兩漢時期，文人創作仍主要集中于辭賦。到了建安時期，辭賦的創作仍然在繼續發展，但創作中心則逐漸轉移到了詩歌，尤其是五言詩的創作，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創作的高潮，從此奠定了詩歌特別是五言詩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地位。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即說的“暨建安之初，五言騰涌。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這說明五言詩創作的興盛是從建安開始的，從此五言詩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重要體裁形式，并在詩壇上占據了重要地位。 　　2、開始了以樂府民歌為主向文人詩歌創作為主的轉變。建安詩歌一方面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對樂府詩加以發展、改造，詩歌的個性更加鮮明。曹操的詩歌，其本上是樂府詩，但在曹丕、七子的創作中，已有許多非樂府詩，曹植的詩歌創作則逐漸完成了從樂府詩向文人詩的轉變，正始以后，作家的創作則完全具有了個人獨創的面貌，而這一轉變是在建安時期逐漸出現的。 　　3、建安風骨的形成。“建安風骨”是人們對建安時期美學風范的一種概括。所謂建安風骨，是指作品的內在生氣和感染力以及語言表達上的簡煉剛健結合而形成的一種藝術風貌。建安時期，由于社會的動蕩不寧，文人政治熱情普遍高揚，因而他們的詩文創作大都形成了內容充實，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氣的特點，而在藝術風格上又表現明朗剛健，骨力遒勁，這種充實的思想內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語言表現上的風健清新完美結合，就是建安風骨的基本內涵。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離亂，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可說是對建安風骨成因及其內涵的精確概括。 　　“建安風骨”這一美學范疇，是在唐代才出現的，稱之為“漢魏風骨”（也即“建安風骨”）。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首先出現的是“風骨”為一概念，而這一概念的出現，最初則源于魏晉南北朝時的人物品評。在《世說新語》中，即經常出現以“風神”、“風氣”、“風骨”等來品評人物的術語，后來“風骨”的概念運用到了書法、繪畫領域。大致而言，在書法上字寫得有神韻、有生趣，便屬于“風”的范疇。線條勁拔，有筆力，屬于“骨”的范疇。在繪畫上最早引入“風骨”的概念，始于東晉的顧愷之，后來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繪畫六法，其第一是“氣韻生動”，第二是“骨法用筆”，前者近于“風”的范疇，后者屬于“骨”的范疇。文學批評中運用“風骨”的概念，是從劉勰開始的。他在《文心雕龍》中專列“風骨篇”，指出：“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劉勰所說的風骨，就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時又通過剛健有力、明晰簡煉、富有邏輯力量的言辭表現出來的一種美學特征。實際上，劉勰并未直接提出“建安風骨”這一概念，但由于他在論述風骨時，多舉建安作家為例，所以人們便以“建安風骨”來概括建安文學的特征，到了唐代陳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出“漢魏風骨”，而他的“漢魏”實指“建安”，于是“建安風骨”這一范疇便在古代文論中流行開來。 　　二、曹氏父子及其文學創作 　　建安時期，曹氏一門堪稱文學世家，詩人很多。除了曹操本人及曹丕、曹植外，丕妻甄后，丕弟白馬王彪，丕子魏明帝曹睿等都能詩。由于曹操、曹丕、曹睿為曹魏三代統治者，故沈約、王僧虔、鐘嶸將他們并稱為“魏氏三祖”。但以成就論，則曹操、曹丕、曹植最為突出。本節專論曹操父子三人。 　　（一）曹操 　　生平與文壇地位 　　操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曹操的家庭出身是微賤的，他的父親曹嵩是漢桓帝時宦官曹操騰的養子，《三國志·魏武帝紀》說“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可知其先世社會地位不高。又說其漢相國曹參之后，則恐不可靠（陳華昌《曹操與道教及其仙游詩研究》一書有考辨，可參）。曹操的家庭出身，加上當時時代風氣的影響，使他很少受傳統倫理觀念價值標準的束縛，他重視實效，崇尚刑名之學，在日常生活中也簡易隨便。《三國志·武帝本紀》云：“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松之注引《曹瞞傳》云其“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世說新語》引云：“曹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也？‘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云：’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陳琳文中曾說他是“贅閹遺丑，本無懿德；好亂樂禍，剽狡鋒協。”從個性來看，他的特點可說是生性機警，簡易通脫。而所謂通脫，就是無所拘泥，不固執，個性與感情能夠直率地表現出來。這種個性當然也影響并體現于其文學創作。 　　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學家，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對建安文學的興盛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表現在：（1）建安文人集團的形成與他的汲引羅納有很大關系。漢末社會動亂，文士顛沛流離，分散各地，是他將他們吸納到自己的身邊，從而形成了一個文人集團。如徐干、劉楨、楊修、邯鄲淳、吳質、陳琳、應瑒、王粲等，無不是在他的感召與延攬下走到鄴城的，鄴下文人彬彬之盛的創作局面的形成，曹操實有力焉。（2）他在鼓勵文人為他效力的同時，還勉勵他們努力從事文學創作活動。如陳琳草具書檄，深得他賞識，“數加厚賜”，阮瑀受命作書與韓遂，亦受到表彰。（3）他自己的文學創作推動了文學創作活動的興盛。《文心雕龍·時序》說：“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三國志·魏書》說他“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而且他常常興之所至往往要他人參與其事，從而形成了當時集體性的文學創作活動。因此，沒有曹操，就難以形成當時文學繁榮的局面。 　　曹操的文學創作 　　曹操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詩歌上。他的詩歌今存有20余首，數量不算多，但成就卻很突出。從內容上來看，大致分為四類，即紀事，述志、游仙、詠史。 　　紀事類詩歌對漢末戰亂和人民的苦難作了真實的反映，如《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門行》、《卻東西門行》等。其中《蒿里行》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象，被明人鐘惺譽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述志詩有的表現了他的政治理想與政治主張，以《度關山》、《對酒》為代表。如《對酒》：“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囹囿空虛，冬節不斷人。”還有的則表現了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中的《觀滄海》、《龜雖壽》。游仙詩則有《氣出唱》三首、《精列》。《詠史》有《善哉行》三首其一等。 　　在藝術上，曹操的詩歌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第一，繼承漢樂府的傳統而又有所創新，曹操現存的二十五首詩歌全是樂府詩，這些詩歌沿用了漢樂府的題目以及樂府民歌中常見的題材，在這一點上他明顯地繼承了漢樂府民歌反映現實的傳統，“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但是他又對漢樂府民歌進行大膽的革新，因而富有創造性，這種革新，表現在一是漢樂府民歌反映現實眼界較狹小，對重大事件較少涉及，而他則在樂府詩創作中直接反映漢末重大歷史事件，這就對民歌的傳統有所突破。二是他雖沿用樂府古題，卻又是以古題寫時事，可謂是襲古題而不襲古意。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這是古辭內容，而曹操的《短歌行》在詠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時，又加進了求賢才的內容。《蒿里行》、《薤露行》，原是喪歌，崔豹《古今注》云：“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唏滅也。亦謂人死魂歸蒿里。......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挽歌。”但曹操卻用來寫漢末時事。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在運用漢樂府這一形式時，表現了充分的靈活性，進行了大膽的革新。這種革新，拓寬了樂府文學的表現領域，給樂府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朱乾《樂府正義說：“樂府題，自建安以來，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方東樹也說他是“用樂府題目作作詩。”而這正是他對樂府的一大貢獻。 　　第二，他的詩在風格上以慷慨悲涼為基調，語言上極為本色。建安時期社會動蕩，民生凋弊，滿目蒼瘐，作為政治家的曹操蒿目時艱，故其抒發情感往往慷慨悲涼，這也成為他詩歌風格的基本特征。而在詩歌的語言上，他又絕少華美辭藻，結構也不很精細，而是喜從大處著筆，厚重古樸，真實直率地坦露自己的胸襟，顯示出鮮明的個性。故鐘嶸評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敖陶孫云其：“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陳祚明云其“跌宕悲涼，獨臻超絕。” 　　第三，在體裁上，他四言、五言均有，且皆成就不凡，就五言而言，他是開建安文人五言詩之風氣者，就四言而言，他則《詩經》之后復興四言的大家。這是因為《詩經》之后，文人的四言詩很少出色者，他不是機械的摹擬《詩經》，而是在內容與情調、句法、詞法均有創新，從而使四言詩在《詩經》之后又大放異彩。 　　除詩歌外，曹操的散文也頗有特色，魯迅稱他為“改造文章的祖師”。其文風的特點是清峻與通脫，也即是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陳規的約束，說話大膽，言辭鋒利，用極簡潔的形式與樸素的文筆，坦露自己的心境。最著名的有《讓縣自明本志令》、《祭故尉僑玄文》、《遺令》等。 　　（二）曹丕 　　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其兄曹昂早死，故其后來得以繼承曹操的爵位。建安二十二年立為魏王太子，二十五年代漢自立，曹丕在政治上無曹操之雄才大略，但他羨慕漢文帝的無而治，即位后也有一些開明的政策，表明他力求做一個明君。他博學多識，勤于著述，對文學創作也很重視，是曹操之后建文壇的又一領袖。他的文學創作今存辭賦或全或殘約30篇，詩歌據鐘嶸《詩品》，說原有百余首，現存約四十首，另《典論》一書，今存二篇。 　　曹丕的詩歌，就題材而言，可分三類，一曰公宴詩，這類詩大多寫游賞宴歡之樂，模寫山水，往往與諸子同題共作。二曰抒情言志之作，三曰寫男女愛情及游思婦題材。其中以第三個方面寫得最好，也最有特色。其次，他的詩在體裁上比較多樣，四、五、六、七言，雜言均有創作。第三，在風格上，曹丕的詩歌更多地具有清新流麗、細膩纏綿的特點，這一點與曹操的古直蒼涼不同。所以清人沈德潛說他是“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 　　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雁辭歸鵠南翔。含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佗方？賤妾梵梵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何梁。 　　這首詩的意義在于，一是它是我國文學史上現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創作的七言詩。七言詩的形式，在曹丕之前，只有東漢張衡的《四愁詩》，但《四愁詩》每句中間加有一“兮”字，而曹丕此詩則完整的七言句式，因而他對七言詩的形成做出了貢獻。 　　盡管它還是句句押韻，音節不免單調，但卻直接為后來七言詩的成熟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第二，這首詩情致凄婉動人，語言淺顯清麗，音切和諧流暢，很能體現曹丕詩的藝術風格。作者將思婦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上來描寫，即景抒情，即委婉細膩，又凄惻感人。開頭三句寫秋景，以燕雁尚知時令以興起女子對遠行丈夫的懷念。“慊慊”二句揣度對方遠游也必定思念故鄉。“賤妾”以下五句寫女子百無聊賴的思念情狀。最后四句補寫夜景，末二句感慨牽牛、織女隔河遙望，為他們無辜被隔離而嘆息。這樣景情結合，非常巧妙地表現了女主人相思別離的幽怨之情。全詩語言上平易清新，頗有個性特色。 　　曹丕的散文中，《與吳質書》與《又與吳質書》是兩篇極富感情色彩的書信體散文，前者云：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頓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象這樣敘述友情，悲傷亡友的文字，其情之濃郁感人，確是極為少見的。魏晉南北朝時文人間的書信，愈來愈普遍的以精美的文辭寫景，抒情以增強文學色彩，曹丕可說是開風氣者。 　　（三）曹植 　　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陳王，死后謚曰“思”，故后世稱陳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對后世影響最大，后世評價最高的一位作家。鐘嶸稱他為“建安之杰”，謝靈運曾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遭遇，是與他和曹丕的爭為太子的經歷密切相關的。他少時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寵愛，一度曾被立為太子，但由于他放縱不羈，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與老練，最終在與曹丕的明爭暗斗中失敗。由于有這樣一段經歷，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過。曹丕繼位后，他位為藩侯，但曹丕對他頗多猜忌，屢屢更換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讒毀，他受到了嚴厲的迫害，名為侯王，行動卻不得自由，動輒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變自己的地位，多次上書，力圖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終郁郁而終，死時年僅四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