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2年到2021年，從衰敗的清末、動蕩的民國時期到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香港回歸、加入WTO，中國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葡萄酒，這一小小的品類，見證了中國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遷，而它也同樣在時代的變遷中興衰起伏。無數人為中國葡萄酒市場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讓我們追隨前輩的腳步，在書籍中、交談中，努力還原一段屬于中國葡萄酒人的歷史。本文我們將為大家講述1892年-1990年中國葡萄酒的發展歷程。
1892年，張弼士在煙臺創立了張裕釀酒公司，到1990年中國葡萄酒開始步入正軌，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葡萄酒產業幾經波折，幾乎是從無到有。
在此期間，中國葡萄酒產業是如何萌芽的？戰亂中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后各方為國產葡萄酒做出了哪些努力？
在戰亂中萌芽的現代中國葡萄酒廠
“葡萄酒是舶來品。”這種說法是否正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定論。
三星堆出土的酒杯、河南發現的八千年前的酒液，都證明了我國釀酒歷史的悠久。而關于葡萄酒最早的文字記載，則是《史記》中記錄的張騫出使西域，帶回了葡萄藤和釀酒技術，漢武帝還親自把葡萄藤栽種在宮廷中。
中國葡萄酒現代化的發展則開始于清朝末年。出生在廣東梅州的客家人張弼士，在南洋經商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得知山東可以釀造出很好的葡萄酒。
經過考察，1892年張弼士共投資300萬兩白銀在煙臺興建葡萄酒廠即張裕釀酒公司。當時他從國外引進了優質葡萄品種，還購進大量橡木桶，這也是中國首次將貯酒容器從甕改成橡木桶。幾經波折，他聘請了奧地利駐煙臺領事拔保男爵擔任第一位釀酒師，并且花費巨資修建了地下酒窖。從此，拉開了中國葡萄酒現代化的序幕。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市場萎縮，張裕的葡萄酒嚴重滯銷，經營狀況不佳，到新中國成立，張裕只剩下5名職工支撐門面。所幸在新中國成立后，張裕的發展也迎來了新篇章。張裕作為我國第一個現代化的葡萄酒廠，對于中國葡萄酒行業發展的作用不言而喻。自張裕建立以后，新中國成立前，各種機緣之下，青島、北京、清徐、吉林長白山和通化相繼建立起葡萄酒廠，而這些酒廠大多數是由外國人建立的。
郭其昌在其著作《新中國葡萄酒業五十年》中曾提到，1947年春天，青島啤酒廠并入了一個葡萄酒廠，他開始進入這個酒廠工作，從此便踏入了葡萄酒行業。書中提到的青島葡萄酒廠其實早在1914年便有了雛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山東青島湖南路一個經營雜貨的德國人，收購了一些鮮食葡萄在橡木桶中釀造，售賣之后廣受歡迎。數年后，德商福昌洋行老板克勞克將其收購，并擴大了規模。
1930年，克勞克將酒廠賣給了德商Melchers&Co，酒廠中文名被稱為：美口酒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葡萄酒進口再度困難，為了滿足當時的市場需要，美口酒廠再次擴大生產，并且外銷到其他城市。1947年，美口酒廠與啤酒廠、植物油廠等一起被齊魯公司收購，依附于青島啤酒廠。
民國時期，因為天主教會的活動需要葡萄酒作為彌撒酒，從而也促進了葡萄酒產業的發展。1921年，山西人張治平在清徐西關菜市街創辦了清徐露酒廠，建廠的最初動機是振興民族工業。后來所釀的葡萄酒，供應山西各地教會。公司釀造的煉白酒、高紅酒還曾在巴拿馬國際酒類品嘗會上獲獎。抗戰時期，清源淪陷，酒廠損失嚴重。
清徐露酒廠當時稱清源益華釀酒公司
新中國成立前，東北也是葡萄酒產業發展較快的區域。不過，當時東北的葡萄酒廠并不僅僅是用來釀造葡萄酒。
1936年，日本資本家飯島慶三在吉林長白山老爺嶺山腳下一個農場的基礎上，創辦了老爺嶺葡萄酒廠。當地山葡萄資源豐富，為釀造山葡萄酒提供了原料。1943年該廠由日本關東軍“石久”部隊管轄，除生產葡萄酒之外，還利用釀造葡萄酒的廢棄物生產化工產品“酒石酸”。戰爭期間廠房遭到破壞，吉林解放后才得到恢復。
老爺嶺葡萄酒廠即長白山葡萄酒廠
差不多同時建立的，還有如今的通化葡萄酒。1938年7月，日本人木下溪司創建了通化葡萄酒釀造公司，釀酒師是日本人飯島城。1939年便收集了山葡萄約45噸，以生產高級葡萄酒為主，大部分銷往日本，廠名后來改為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隨后又選址重建并擴大規模，并改名為通化葡萄酒株式會社。
1944年日本軍命令將酒廠改為軍用工廠，生產酒石酸鈣。新中國成立后由當地政府接管。
在北京，也有一家酒廠一開始由日本人擔任釀酒師，這便是北京東郊葡萄酒廠。雖然它正式建立于1954年，但在1949年時卻已經可以生產20噸葡萄酒。當時原酒從石家莊露酒廠和清徐露酒廠運來，到廠后灌瓶、包裝。1950年和1951年擴建，開始自釀自產，釀造技術由日本人櫻井安藏指導。1957年時，年產量已經達到了2800噸。
除此之外，在北京，早在1910年時，依附于圣母文學會創建了一個葡萄酒廠，創始人是法國修士。當時被稱為“上義學校釀造所”，后來改名為上義洋酒廠。1949年時，處于停產狀態。
新中國建立前夕，尚有經營活動便是這7個廠，總產量商品量不到120噸，而折純汁酒量僅80多噸。百廢待興的中國葡萄酒業急需要走出低迷，而新中國的成立便是一個最好的開端。
建立母本園、制定標準、培養人才，
中國葡萄酒產業雛形初現
時至今日，仍然會有調配葡萄酒、非全汁葡萄酒出現在一些報道里作為反面教材。而這些“假酒”，其實是歷史的產物，非全汁葡萄酒一開始是合規的產品。
東北生長的山葡萄顏色較深、酸度很高、籽大汁濃，破碎后非常黏稠，需要加糖加水，才容易入口。因此從1949年開始，東北地區的商品量中占有的純汁量在50%左右，稱為“折全汁”。1952年，華北區與山東區都開始出現“商品量”高于“折全汁量”的現象。
山葡萄
資料顯示，由于葡萄供不應求，酒廠會用原汁調配（加糖、酒精等）來增加酒的產量，通常這種酒的價格較低。剛開始，這些調配酒的含汁量較高，消費者也能接受這種情況，但卻為后來埋下了隱患。一些商家將葡萄酒中的純汁量越調越低，甚至出現了完全配制、不含葡萄汁的葡萄酒。
共同市場委員會曾在1970年4月規定：只有新鮮葡萄或葡萄汁經過全部或部分發酵的產品才能叫葡萄酒。郭其昌在其書《新中國葡萄酒業五十年》中提到，“可以考慮低于一定百分比（比如60%）葡萄原酒的配制酒另起一個名字，不要叫葡萄酒”。（注：該書出版于1998年）
1974年，在煙臺召開了第一屆葡萄酒和釀酒葡萄品種研究技術協作會，會議中梳理了工藝流程，而全汁葡萄酒、半汁葡萄酒、30%汁的葡萄酒的工藝都涵蓋其中。可見，非全汁葡萄酒在當時是合規的商品。
根據會議內容，還可以得知，當時我國的產區劃分為：北部嚴寒地區、渤海灣地區、黃河故道地區、西北黃土高原地區、新疆及河西走廊干旱地區、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與現在的主要產區劃分區別很大。
1973年，在河北懷來，郭其昌等人開始了“干白葡萄酒新工藝”的研究。1976年，新中國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和半干白葡萄酒上市。不過當時，我國的葡萄酒各方面依然很落后。
1976年我國葡萄酒的產量達到2.6萬噸，但與國際總產量3230萬噸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意大利和法國人均葡萄酒消費已經有100多斤，而我國每人只有0.055升的消費量。葡萄酒工業設備也還停滯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水平，技術薄弱，有的廠甚至沒有技術員。
不過，當時我國的葡萄酒已經開始走向更廣闊的市場。資料顯示，香港的屈臣氏公司在1975年給恒達公司的函中，曾談到沙城葡萄酒的品嘗情況。而日本的三得利公司與中國也有葡萄酒貿易的往來。
郭其昌在其著作中提到：“1976年，美國對資本主義國家葡萄酒進口關稅是0.37美元/加侖，而對共產主義國家則是1.25美元/加侖。”
1979年，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年。這一年，國家借助沙城項目的契機，原輕工業部派出考察團對法國進行葡萄酒技術考察，這是我國第一個政府級的葡萄酒出國考察代表團。
同年，郭其昌提出了建立母本園的想法。1980年，從法國、德國、美國、意大利引入國際名種29個，這些品種先后在北京通縣、河北沙城、河北昌黎、新疆鄯善、山東禹城、甘肅武威、寧夏玉泉以及山東膠南和山東曲阜等地，進行種植和釀造實驗，形成釀酒葡萄名種園（即母本園），為后來我國葡萄酒產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另一個現在的大型葡萄酒企業中法合營王朝葡萄釀酒有限公司在1980年建立，這是中國第二家中外合資企業，合資的外方為法國人頭馬亞太有限公司和香港國際貿易與技術研究社。
這一年，第二屆葡萄釀酒和葡萄栽培技術協作會呼吁，成立全國葡萄釀酒和葡萄栽培研究所及其所屬的分布在我國華北、山東、黃河故道、西北四大葡萄酒產區的實驗站，加強科學實驗，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并呼吁中國農業大學、西北農學院、山東農學院、輕工大學（學院）設葡萄釀酒和葡萄栽培專業院或系，為葡萄酒行業培養專業的高素質人才。
后來在河北沙城母本園的基礎上建立了現在的中糧長城桑干酒莊。而新疆鄯善的母本園則是如今樓蘭酒莊的所在地。1982年，從新疆石河子大學農學院園藝系畢業的陳洪斌來到了鄯善工作，由此開啟了他的葡萄酒人生。
也是這一年，后來中國葡萄酒產業的領軍人物之一、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葡萄酒學院創始人李華奔赴波爾多第二大學葡萄酒學院，攻讀葡萄與葡萄酒學博士學位。
20世紀80年代，中國還處于計劃經濟時期，葡萄酒也不例外。陳洪斌在新疆鄯善縣園藝場，管理著母本園以及葡萄酒的生產技術。當時這里并沒有形成規模化生產，只是一個“作坊”。
陳洪斌回憶道，那時一瓶500ml的全汁葡萄酒，售價在9毛錢左右。每個酒廠的產量也是國家在分配任務，鄯善園藝場的產量在1萬噸左右。由于干型葡萄酒面世不久，因此，市場上基本都是甜型葡萄酒。
就當時來說，釀造葡萄酒不僅具有經濟意義，同樣具有政治意義。地處偏僻地區的葡萄酒產區的發展，不僅可以改造荒地，造福于當地人民，增加了當地人的收入。改革開放的政策，鼓舞了各地企業生產的積極性，葡萄酒廠在各地開始建立起來。
工藝的科學研發、標準的逐漸建立、人才的系統培養，經過漫長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葡萄酒開始迎來它的高光時刻。
注：部分資料參考郭其昌先生著作《新中國葡萄酒業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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