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永利威酒業有限公司,午夜蝴蝶劉恒升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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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午夜蝴蝶劉恒升的結局

被蘇沫兒開槍打死。劉恒升是蘇沫兒的前男友,參加學生游行活動后與蘇沫兒分散,因傷結識楊麗莉,麗莉對恒升一見鐘情,因女友被奪等復雜的情緒,他誓要殺掉丁志堅。大結局時劉恒升引誘所有地下黨員去望春樓,打算協助日方抓捕所有地下黨員。蘇沫兒到望春樓找劉恒升,她想調查劉恒升是否已經叛變。她的出現擾亂了劉恒升協助日方抓捕地下黨員的計劃,劉恒升氣急敗壞劫持了蘇沫兒,威脅已經進入望春樓的地下黨員。麗莉趕了過來被劉恒升捅死,秀姑隨后而至,也死在了劉恒升的手中。丁志堅趕到望春樓與劉恒升拼殺,蘇沫兒在混亂中拾起一把手槍擊斃了罪有應得的劉恒升。劇情:《午夜蝴蝶》是海寧惠楓文澤影業有限公司、北京永利盛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年代劇,由張族權執導,宣璐、韓燁、傅穎、周宸佳、邱心志、侯天來等主演。該劇以民國時期大上海為背景,講述了幾個花一樣的少女遭遇不同命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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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滬港通可以買哪些港股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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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孫學悟的早年生涯

孫學悟,字穎川,1888年10月27日生于山東省文登縣威海衛孫家瞳的一個商人家庭。兄弟4人,3個哥哥都隨父經商。因他自幼聰穎,其父一心想把他培養成一個讀書人。當時的威海為英國的租借地,少年孫學悟對西方的科學和民主思想以及殖民主義者的侵略與剝削行為感受頗深,從小思路開闊,滿懷愛國熱忱。他于1905年在英國人開辦的安里甘堂學校完成中學學業后,奉父命東渡日本就讀于早稻田大學。同年,他在日本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翌年受命回國參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動。其父以他無故輟學回國而震怒,將他嚴加禁錮,不許外出。1907年,孫學悟人上海圣約翰大學,以讀書為掩護,繼續進行革命的宣傳活動。一段時間后,他逐漸感到奔走革命宣傳收效甚微,遂萌發了科學救國思想,志在以實實在在的科學技術來振興貧窮落后的中國。1910年,孫學悟考入清華學堂留美預備班。1911年赴美,人哈佛大學攻讀化學。1915年,獲化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優異留校任助教。1919年,孫學悟應張伯苓邀請,滿懷振興中華之志離美回國,為南開大學籌建理學系。1920年,原在哈佛大學的同學邀聘他到開灤煤礦任總化學師,孫學悟以其更接近生產實際而應聘。開灤煤礦是英資企業。孫學悟在工作中日益領悟寄人籬下之感,有悖自己振興民族工業的初衷,盡管享受著華人學者最高待遇,月薪高達300銀元,但終非所愿。時值范旭東創辦久大、永利兩公司,邀請孫學悟前往。范旭東的“工業救國”思想,引起了孫學悟的強烈共鳴。1922年,孫學悟在與清華留美預備班、后又同赴美國留學、新近回國在永利公司工作的侯德榜交往中,甚感知己,乃慨然接受范旭東共襄永利之邀。侯德榜曾對他半開玩笑地說:“咱們的薪金待遇可比不上開灤啊!”孫學悟正色回答:“如果為了高薪和優厚待遇,我何必回國?得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建咱們國家自己的化工事業,這正是我的夙愿,就是窮也干。”乃毅然來到荒涼的塘沽鹽灘就任久大鹽業公司化學室主任,負責籌辦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以下簡稱黃海)。范旭東對他說:“中國如果沒有一班人肯沉下心,不憚煩,不為當世功名富貴所惑,埋頭苦干,創造新的學術技藝,中國決產不出新的生命來。”孫學悟極表贊同,并欣然受命擔任了中國第一個化工科研機構的社長。當時,國內還沒有化工科研機構,無成例可援。孫學悟乃參考英國皇家學會和法蘭西科學院的方式,不限門類,不分學術派別,廣邀名人學士來黃海,按各人志趣,自由選擇科研課題;自己則甘當后勤,為大家努力創造做學問的條件。初期,有不少課題圍繞久大、永利生產建設中碰到的問題,工作獲得了成效。如采集整理生產中有關數據,建立分析方法和操作規程,研究改進工藝、設備,研究處理廢液,回收副產品等。其中,尤以改進鹽質,增產牙膏用輕質碳酸鎂及棉紡用濕潤劑氯化鎂等成效顯著,使久大利潤大幅度增加。20年代后期,與生產建設無關、科研無效的課題日多,孫學悟總結了經驗教訓,決心進行改革。他提出:“學術研究必須切合實際,針對中國之情勢,以中國之原料,生產國人所需之商品”;確定黃海的研究方向為無機應用化學與有機應用化學;主要研究對象為肥料、水溶性鹽及輕金屬。稍后,孫學悟注意到一些國家致力于開展細菌在工業和軍事上應用的研究,很有感受,決定增加細菌化學作為黃海的研究方向。他指出:研究和利用細菌發酵,始自中國,的祖先在這方面有豐富的經驗,應能大有作為。遂于1931年成立菌學研究室,著手采用科學方法對歷史悠久的祖國釀造技藝進行系統的整理、提高,建立菌學基礎和菌學規范,開拓新式實業。通過整頓,黃海的科研事業逐漸步入正軌。經過幾年努力,陸續取得不少重要科技成果。1933年,用江蘇海洲磷灰石制過磷酸石灰,取得了小試驗成果,并建設了中試裝置。1935年,用礬石制鋁氧,再電解提鋁,冶煉出了中國第一塊金屬鋁,并用金屬鋁制成一具小飛機模型,對中國煉鋁工業的騰飛寄予厚望。同年,黃海對永利堿廠碳化塔完成系統查定、改進,大幅度地提高了純堿生產能力。正在黃海事業蒸蒸日上,陸續獲得實用性研究成果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了。日本侵略軍大舉侵占華北,孫學悟忍痛率眾西撤。1938年春,到達選定的長沙水陸洲建設新社址,預定11月建成新屋,開始工作。10月,武漢失守,長沙告急,黃海不得不放棄水陸洲新址遷往四川。經過一年多顛沛流離以及交通運輸困難等的折騰,黃海15年積累和收集的儀器、圖書、資料損失大半。孫學悟嘔心瀝血、辛勤經營的許多成績付諸東流,使他極為痛心。黃海人川到達重慶后,孫學悟明確提出:“化學研究不要在大城市湊熱鬧,要和生產相結合。”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黃海全部人員器材隨永利搬到五通橋。1939年,在孫學悟主持下,修改了黃海社章,決議以協助化工建設為宗旨,從事西南資源的調查、分析與研究,成為開發西南化學工業的智囊與鑰匙。根據西南地區的實際情況,孫學悟主持重新安排了重點科研領域及課題:在菌學方面,先后開展了糖蜜、飴糖、茶葉、白菜和豆腐等發酵制檸檬酸、丙酮、丁醇、磚茶、泡菜、豆腐乳等的研究;積極開展菌的收集、篩選和培植;對鹽里的細菌和分解石油的細菌,也進行了探索研究。為宣傳菌學知識,推廣菌學技術,在黃海經濟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孫學悟多方籌集資金,創辦了《發酵與菌學》雙月刊。直到黃海改組為中國科學院工業化學研究所前一年即1951年為止,這個刊物連續出版了12卷計70期,發表文獻233篇,它同黃海菌學研究室一起對開拓與促進中國細菌化學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無機應用化學方面,黃海著重對當地井鹽的開采利用做了大量研究開發工作,首創了電力吸鹵、條架曬鹵、塔爐蒸發等新工藝,對改進四川鹽業的落后面貌,緩解當地燃料缺乏的困難有重大作用。其中枝條架曬鹵能節省制鹽燃料2/3以上。他們通過研究,還改良了鹽質,對防治犍為、樂山地區流行的痹病十分有效,解除了該地區人民的體質和生命長期遭受的威脅。綜合利用鹽鹵回收無機鹽,用四川敘永黏土和云貴鋁釩土制取氧化鋁,用江西鉍礦煉制藥用金屬鉍等等,也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果和進展。在有機應用化學方面,黃海著重研究西南特產五棓子的利用途徑,其中制取棓酸、染料等已獲得成果并建廠生產。黃海在抗戰期間的工作,有力地促進了西南地區的生產建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支援了抗戰,享譽西南,得到了華西人民的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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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奕住的主要貢獻

黃奕住在返國前夕,即已考慮今后如何運用其資財為祖國的復興及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綜合起來,他在這方面的主要活動可概括為下列幾個方面:其一,創辦銀行,扶助發展華僑工商業,振興祖國實業。黃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業經營活動中,深刻體會到銀行金融業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1917年,華僑糖商遇到困難,遭到荷蘭銀行資本的掣肘和刁難,使他認識到建立華僑銀行及本國資本銀行的重要意義。因此,他從印尼返國途經新加坡時,即投資入股華僑銀行40萬元叻幣。 1919年12月1日,他往菲律賓及日本等地考察時,“聞岷里拉(即現首都馬尼拉)華僑多泉(州)人,金融之權操縱于外國銀行,損失甚鉅”,因此,他和著名菲律賓愛國僑商李清泉及薛敏老等人在中華總商會商議后,決定共同“倡組中興銀行,以挽回權利”。“中興銀行”初定注冊資本1000萬元,先招股500萬元(菲幣)。黃奕住認股100萬元。該行初創時,實繳資本為200多萬元。黃奕住實際占了該行投資的一半,他被推舉為該行董事。在他的關心指導及同行們的齊心協力經營下,該銀行營業蒸蒸日上。到1933年時,其資本已實增至600萬元,資產總額達2470多萬元,成為菲律賓最主要的僑營銀行之一,對扶助華僑經營工商業及當地經濟發展起著良好的作用。1920年,黃奕住因“念吾僑民苦異國苛法久矣,若不思為父母之邦,圖其富強,徒坐擁浮資非夫也”,專程前往上海,拜會了一些著名人士,如上海《申報》董事長史量才、銀行家胡筠(胡筆江)等人,共商“謀設中南銀行于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僑民不忘中國也。”該行創辦之初預定招股2000萬元,第一期繳足資本500萬元,黃奕住認股350萬元,占70%。經過一段時間籌備后,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銀行正式成立并營業。它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僑資金融企業。該行向國民政府立案后,“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發行鈔票,視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行。”因此,中南銀行成為當時全國可以發行鈔票的3家銀行之一。該行為了取信于民,“特聯合了鹽業銀行、金城銀行、大陸銀行,訂十足現金準備及準備公開制度,于四銀行之外,另設四行準備倉庫,專為保管準備現金,發行鈔票。”在中南銀行舉行的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黃奕住當選為董事長,胡筠任總經理,史量才、韓君玉等任常務董事。1924年,該行增資至750萬元,黃奕住入股500余萬元,仍占資本額的3/4。隨著銀行業務的開展,該行先后在天津、廈門、漢口、廣州、南京、蘇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設立了分行,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此外,“國內國外各大都會商埠,均專約代理匯兌收付機關,并代顧主保管國內外發行的各種公債及契據,經理付息取本等事宜。”中南銀行成立之后,還積極投資支持國內各項民族工業的生產和發展。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新裕紡織公司(占有65%的股份)、益中磁電廠、誠孚工廠、天津北洋紡織公司(占有50%的股份)、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廣州礦務公司等等,對扶植民族工商業起了一定的作用。黃奕住之子黃浴沂回國后,曾就任中南銀行協理,代表黃奕住經營該行業務。黃奕住則息居廈門鼓浪嶼。他常到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巡視。抗日戰爭爆發后,總經理胡筠在一次從香港飛赴重慶時,不幸飛機被敵機追擊而遇難身亡,黃浴沂即接任了總經理之職。此外,黃奕住學于1921年8月7日在廈門市創辦了“日興銀號”,以與南洋群島各地通呼吸,溝通廈門與海外華僑的僑匯、融資及促進工、商業等之發展。“其資金之鉅,為廈門各銀莊之冠”。由于“日興號”有良好的信譽,東南亞各地華僑曾紛紛把他們的游資匯存該銀莊,以備家鄉建筑房屋或其他實業之用。如印尼華僑李丕樹,即曾一次匯寄30萬元大洋,存于該行。其二,創辦經營社會公用事業,建設家鄉。黃奕住創建了廈門市自來水公司。廈門是一個海島。廣大市民的食用水一向靠天(雨水)、靠地(井水)以及靠水販們每天用運水船從海澄縣九龍江淡水區取來販賣的“船仔水”。市內小販們向運水船商買水后再挑到各大街小巷出售給各家各戶。本世紀20年代前后,每天販水量約一萬多擔。這些食用水都未經消毒過濾,且經過多次轉運,極不衛生。黃奕住定居鼓浪嶼后,經常來往于廈門鼓浪嶼渡口,目睹水販們挑運販水的情景,深感此問題關系到全島居民們的生活、健康和工作,是關系到千家萬戶的亟待解決的主要社會及建設問題之一。因此他決心“創辦廈門自來水,以重衛生”。 1920年,他即發起籌辦廈門市自來水公司。翌年,他與廈門商會會長洪鴻儒、中國銀行廈門分行經理陳實甫、英商匯豐銀行買辦葉孚光及幾位照辦華僑共商籌資興辦事宜。1923年5月,公司經當時北京政府農商部批準定名為“商辦廈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初定資本為100萬元,黃奕住先認股40萬元。自來水的蓄水池、過濾池、水塔等公司建筑工程于1925年在上海招標,結果,由德國西門子公司以92萬元中標承建。1926年7月第一期工程竣工,開始供水,1927年全部工程完成。蓄水池最高水量為2億8千萬加侖,可供全市20多萬居民9個月之用。同年10月28日,該公司召開成立大會,制訂章程,規定資本為200萬元,黃奕住當選為公司董事。1929年,黃奕住又倡議在鼓浪嶼日光巖和雞冠山分別建造了高低水池兩座,并備有大小運水船3艘,拖船1艘,每天將廈門自來水由船運至鼓浪嶼抽送池,從而解決了鼓浪嶼居民用水之需。這是廈門市(包括鼓浪嶼)歷史上第一次解決了居民飲用自來水問題。黃奕住對廈門人民的貢獻是值得贊頌的。黃奕住承辦了廈門電話公司,發展廈門市內外的通訊聯系。早在1907年12月,廈門市即已開始運用電話,它是由華僑林爾嘉創辦的“廈門德律風(英文Telephone的音譯)公司”裝配的,擁有400門磁石式的電話機。鼓浪嶼當時是個“公共租界”,日商也辦有一個“川北電話公司”,電話業務全操在日本人手中。20年代,隨著廈門市政建設開始發展,原有電話已經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黃奕住深感發展廈門內外通訊聯系的重要意義,因此,1921年4月16日,他先以10萬元收購了廈門德律風公司后,再增加30萬元資本,加以改裝及擴建。同時,他還應廣大廈、鼓市民“收購日本人電話公司”的倡議和要求,經過多方努力,于1923年以23250元將日商的“川北電話公司”購入自辦。黃奕住接辦廈門、鼓浪嶼電話公司后,銳意改進。他聘請了上海的錢咸昌為總工程師,對原有的話機、電桿線路等進行改換,采用美國卡洛公司的新式機件,最大通話容量可達2500門,同時培訓接線員,并給予優厚的工資待遇,因此使電訊接收靈敏迅速暢通,用戶也迅速增加。與此同時,他還投資鋪設了廈門至鼓浪嶼海底電話電纜。1924年1月1日,廈、鼓之間也正式通話。1925年,他又投資10萬元在漳州市設立“通敏電話公司”,并在海澄、石碼、浮宮及南靖縣等地設立分線,進一步溝通了廈門與內地的通訊聯系。后來,他又曾派錢咸昌總工程師到泉州勘測,籌劃泉州、永春等地與廈門的長途電話,后因軍閥割據、地霸橫行、接著抗日戰爭爆發而未果。黃奕住設立電話公司,始終抱著“以服務桑梓為主旨,不以牟利為目的”的宗旨。1929年,黃奕住獨資創辦經營的“商辦廈門電話股份有限公司”獲準正式注冊立案,領照營業。資本額增至100萬元。黃奕住曾籌建漳(州)龍(巖)鐵路,并致力于開發閩西礦產資源。1905年,廈門至漳州的鐵路即已開始興建,1910年正式通車。當時從廈門至漳州的交通線路是從廈門乘船經三公里半的水路到嵩嶼,再乘火車。但當時該鐵路只鋪軌到江東橋,僅完成28公里,距離漳州還有22公里。黃奕住為了開發閩南及閩西南地區的經濟建設,1922年即有續建該鐵路并擴展至龍巖地區的打算,并曾約請荷蘭工程師樊迪克納前往視察,后因故中斷。1926年3月15日,菲律賓華僑在廈門鼓浪嶼開會發起救鄉運動。黃奕住在會上“提議續辦漳龍鐵路至龍巖,以利交通。僉謂敷設鐵路為救鄉根本要圖,即經全體通過”。會上選舉了黃奕住、李清泉、胡文虎、李雙輝、陳培錕、黃琬、薩福均、鄭華、黃鐘訓、林榮森及薛敏老等11人為籌備委員。不久,召開成立大會,黃奕住被舉為籌委會主任,會址即設在其公館。同年10月12日,獲得當時交通部、農商部的批準。原定1927年由交通部派技術人員前來視察勘探及估價,然后由華僑出資主辦。但到1926年11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從廣東攻入福建,政局混亂,鐵路籌建計劃再次夭折。1933年,蔡廷楷領導的19路軍進駐福建后,政局較為穩定,又重新研究籌建該鐵路問題。6月1日在鼓浪嶼設立了漳龍路礦籌備處。黃奕住積極支持,曾聘請德國工程師來進行測量,繪有詳細藍圖,為全面勘察施工作好了準備。國民政府實業部也準備派地質工程師侯德風、礦業工程師王目倫等來進行測量。不斷,籌備工作在緊張進行時,又發生了福建閩變事件,結果全部計劃又成泡影。此后抗戰爆發,漳龍鐵路始終沒有建成。黃奕住還積極從事廈門、鼓浪嶼的房屋及市政建設。20年代以前,廈門可說幾乎沒有很好地建設,市容簡陋,房屋大多是矮小的平房。1927年以后,廈門開始進行市政改革和建設,興建了一批新的樓房,其中華僑投資興建的占了重要的地位,據調查,福建華僑投資房地產的主要有廈門、泉州、福州晉江縣。其中尤以廈門最為突出,占全部投資的90.19%。而廈門市的房地產建設投資中,又以印尼華僑為最多,黃奕住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黃奕住組建了黃聚德堂房地產股份公司,投資金額為245萬元,占1930年廈門全市全部房地產投資(7641550元)的1/3左右。黃聚德堂房地產公司總計建筑和購置的房屋達160座,面積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此外,他還投資助建了廈門海濱堤岸及一些街道。原鼓浪嶼賓館即是黃奕住的產業,建筑之大之優美,是屈指可數的。鼓浪嶼有一條“日興街”,也是他捐資修筑的。黃奕住投資房地產業,自有其贏利目的,但他對廈門市容美化,對工商業的發展和繁榮及市民住房條件的改善,無疑都起過良好作用,做出了一定貢獻。黃奕住不僅是一位愛國的華僑企業家和民族企業家,而且還是一位積極參加華僑社團、熱心文教公益福利事業及僑鄉各方面建設的社會活動家和愛國者。早在1907年,黃奕住的經營事業有些初步發展時,即積極參加了各項愛國華僑社團活動。1907年3月7日,為了促進僑商的團結與合作,維護華僑的正當利益,他和三寶垅市著名僑商周炳喜、馬厥猷、甘欽福等30余人共同發起創辦了三寶垅中華商會,這是印尼僅后于巴城、泗水及巴厘陵三市而成立的第四個中華商會。該會的宗旨是“增進華僑商業知識,保護半島華僑利益,發展本島華僑商業,促進祖國對爪哇島的貿易。”從1907年成立第一屆董事會起至1913年的第七屆董事會,黃奕住都被選為董事。1917年至1920年的幾屆董事會,他又被選為該會副會長。黃奕住參與該會領導層工作期間,積極參加會務,為祖國及當地僑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從1907年至他回國為止的十多年間,他積極參加和推動該會對祖國廣東、廣西、福建、河南、河北、湖南及山東等地的水、旱、地震等災害進行募捐救濟活動,他本人也作了不少的捐獻。1909年,三寶垅、巴城和泗水的中華商會本著增強祖國海軍力量的愿望,開展了“捐助中國海軍”的活動。同年,清政府派了王廣圻參贊到三寶垅募集航業銀行股資,促進祖國航運業之發展,黃奕住認捐了500股。1910年12月,廈門信用銀行代表許綸華到該地招股,以推動廈門的經濟發展,黃奕住認股5000元。這一年,由于荷印殖民政府將當地華僑養老院和貧民院解散,不少僑商聞訊后甚為憤慨。中華商會召集了各社團聯席會議,決定成立“慈善堂”,以救撫年老無靠之貧僑。黃奕住被推舉為該堂的財政,負責籌借及管理該堂的一切經費及收支。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民國。中華商會從1912年2月29日起聯合并領導各社團及廣大華僑進行了3天的慶祝活動。黃奕住擔任了慶祝活動籌委會委員及財政工作。在這3天的慶祝活動中,三寶垅華僑熱烈的愛國之情空前高漲。黃奕住也為推翻了腐敗的滿清封建王朝而歡欣鼓舞,愛國熱情進一步增強。1912年3月29日,福建都督孫道仁派葉國瑞到三寶垅征募軍務債票時,黃奕住和其他商會董事都認為此事關系到家鄉的改建及救國活動,他認購了5000元。同年10月,三寶垅中華商會經商議后,致電當時的北京國民政府,要求取消所有我國與外國訂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寶垅舉辦了一個“博覽會”。黃奕住和其他董事認為這是一個宣傳介紹祖國的好機會,共同出資建了一個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陳列展覽室。在這前后,中華商會的全體董事(包括黃奕住)“鑒于前清政府之舉借外債,致損國權,不愿再作外債之舉借,因發起國民捐”,以幫助民國成立后的國家各方面的建設。黃奕住和其他董事分頭到各地向僑胞勸募,曾獲得巨款,匯返祖國。1915年5月13日,商會董事們獲悉袁世凱主持的北京政府欲和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甚為氣憤,曾致電北京政府“勿簽對日不平等條約”。1916年,福建省政府曾致函三寶垅中華商會,希望獲得當地甘蔗良種及其種植方法。黃奕住是一位多年經營蔗糖業的著名糖商,熟悉情況,因此和諸董事一道,寫了詳細介紹文字寄回省政府,推廣種植,促進福建家鄉經濟作物的發展。由于祖國政局的種種原因,黃奕住上述種種活動雖未必全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他的一片愛國愛鄉之情,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在印尼三寶垅從商期間,黃奕住對當地華僑教育事業的推動和發展也不遺余力。現代的印尼華僑學校是始于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華會館創辦的中華學堂,接著三寶垅等各地紛紛效法,亦先后建立了中華會館、中華學校。黃奕住是創辦者及董事之一。1906年7月15日,爪哇各地中華會館負責人云集三寶垅開會,決定成立“荷印中華總會”,作為所有僑團和僑校的中心組織。總會會務每年分別由巴城、三寶垅及泗水三市中華會館輪流主辦。1907年,三寶垅中華會館主持了第一期會務,并決定將中華總會易名為“爪哇學務總會”,專管華僑學校教育事宜。 1911年至1915年,三寶垅中華會館主持了第二期會務。黃奕住擔任了“爪哇學務總會”的領導人,并負責財政工作。當時籌備學校教育經費是最重要且非常棘手的工作之一,黃奕住在任期間花了不少心血,且還慷慨解囊,出資協助。1916年3月15日,黃奕住又和著名糖王黃仲涵等共同發起創辦第一間華僑中學“華英中學”。黃仲涵擔任該校董事會擔保人,郭春榮任董事會主席,黃奕住任財政委員之職直到回國為止。“華英中學”的建立,為中爪哇各地華僑子弟升入中學深造、學習中文和英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由于董事們共同努力,經費較充裕,師資力量較強,幾十年來培養了不少華僑子弟人才,始終是爪哇著名華僑中學之一。1920年黃奕住返回祖國以后,對福建家鄉的文化教育事業亦作了許多捐獻。1920年,他即在家鄉南安縣樓下鄉創辦了斗南小學。1923年又創建了斗南初級師范學校,為家鄉小學培養師資。在他的影響及推動下,南安上都和下都等地激起了華僑捐資辦學的熱潮。斗南學校從創辦直至黃奕住逝世為止,所有經費“均由他獨資供給,雖匪患頻仍,不少波折,仍不忍其停頓”。1912年,他又在鼓浪嶼創辦了“慈勤女子中學”。他每年不提供經常經費三分之二,直至抗戰爆發后廈門淪陷,慈勤女子中學才被迫停辦。黃奕住還獨資捐建了廈門同文學院一座教學樓,該樓命名為“奕住樓”。陳嘉庚先生創辦廈門大學時,黃奕住捐贈10萬元。1927年他又捐贈廈門大學圖書設備費國幣3萬元。為了紀念和表彰他熱心教育的義舉,1931年6月,在廈門大學的主樓“群賢”一樓刻下了“黃君奕住,慷慨相助,有益圖書,其誼可著”的石碑文,以資紀念。這一碑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那里。他還先后對新加坡華僑中學、廣東嶺南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等“倡捐巨資,累數十余萬金”。他前后購置3萬元圖書給廈門鼓浪嶼中山圖書館等。他之所以如此熱心興辦教育及文化事業,正如他自己所說:“吾幼失學,為大憾事,今于吾父吾母卯基之鄉,吾身數十年經營衣食之地,晚歲游歷之區,為青年學子略盡吾情,彌吾闕憾焉。”此外,他還捐資17000多元獨修閩南古剎及泉州開元寺著名的東、西塔中的東塔,以保護文化歷史古跡。至于泉州順濟橋的修筑及對其他不少慈善福利事業的捐助,不在此一一詳列。1921年10月,他捐獻3萬元助濟華北遭受旱災之災民。為此,當時中國政府曾贈予“急公好義”的牌匾嘉獎。1922年,福建遭受巨大水災,他也捐助賑濟災民,福建省政府授予他“樂善好施”的匾額。總之,他一生對“四方之慈善事業踵門勸募者,靡弗樂為之應,瑣之不勝枚舉也。”1931年秋,日本軍國主義者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等地。廣大海外僑胞對此侵略行徑進行了強烈譴責,并紛紛組織各種救國抗日團體,捐助支援祖國抗日事業。中國航空建設協會曾發起獻機運動。黃奕住當時正在菲律賓巡視業務,得訊后立即捐贈5萬元。此外,他還作了不少其他捐獻。1937年7月7日,中國全面抗戰爆發,由于國民黨政府采取消極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軍不斷吞食占領了中國大片領土。有人曾勸黃奕住加入外國籍,以保全生命及財產,遭到黃奕住堅決拒絕。他表示:“絕不加入外國籍,依賴外人。吾無意時髦。共赴國難,何懼之有?……岳飛‘還我河山’,血紅四字,精誠威嚴,墨舞心聲,流芳千古。”黃奕住這種愛國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值得人們學習和敬仰。在此期間,黃奕住還考慮到上海中南銀行及各地分行、廈門日興銀莊存款客戶的利益,曾登報啟事,通知所有客戶:“不論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來領取本息。”以維護客戶利益及該行信譽,免遭日寇之劫掠。當“黃日興銀行停業時,存款凡300余萬元,一一償清,不使(客戶)受毫發損。”廈門淪陷前夕,他考慮到鼓浪嶼地區小,難避敵人及漢奸耳目,決定避居上海。他在上海蟄居期間,看到日寇侵略暴行及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深為痛心。他“每聞時事,即悒悒不樂,謂天下不相中國,降此鞠兇,呼欽書(其子)兄弟,告之曰:吾愛國愛鄉之心,不后于人。一入國門,即思竭涓埃之極,乃卒未酬所志”,而引為畢生憾事。1945年6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黃奕住不幸病逝于上海,終年80歲。黃奕住的一生經歷和思想言行,在老一輩華僑、歸僑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從一位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剝削壓榨而無以為生的中國農民,被迫出洋謀生,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精心經營,從一位剃頭匠、肩挑小販而成為富有的僑商,從一位自發的具有淳樸鄉土觀念的中國移民而成為自覺的憂國憂民、熱愛祖國及家鄉、積極支持資助并直接從事祖國及家鄉各項建設事業的愛國華僑領袖、華僑企業家和民族企業家,受到廣大華僑及鄉親們的推崇。他畢生“行事既善,聲聞以廣”。回國后,“迭受政府大綬寶光嘉禾章之褒,廈門總商會、市政府之正、副會長之聘,鼓浪嶼工部局補推他為華人董事,并曾被僑務局聘為高等顧問等職。”“蓋舉國中朝野,咸于府君(黃奕住)敬禮有加焉。”雖然由于歷史時代社會等原因,黃奕住的思想言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一生始終堅持愛國愛鄉的愛國主義思想,為做一名中華民族的兒女而自豪。直到臨終之際,他仍諄諄教誨其子孫。要繼承其遺志,忠于祖國。這些思想品德是值得人們學習和紀念的。黃奕住的子孫后代現還在鼓浪嶼,海外等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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